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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煥之死大討論：“千古奇冤”OR“罪有應得” (歷史) |
| | 登錄者: 揭密 | 加貼日: 2008-10-30 | |
明朝人對袁崇煥的主流評价之源頭是崇禎所頒布的上諭。崇禎二年（1629年）“己巳之變”當中崇禎拘捕了時任薊遼督師的袁崇煥，之后進行了數月的審訊，在會審以后形成了定案，最終以如下罪狀處決了袁崇煥： “諭以袁崇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种种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釋不問。”[↓] 在袁崇煥的指控里，“以謀款則斬帥”是同時被指控兩項罪狀，一是“謀款”，二是“斬帥”，所謂“謀款”就是私下密謀与后金議和，所謂“斬帥”就是謀害了毛文龍。“以謀款則斬帥”加到一起就是指控他因私下与后金議和所以謀害了毛文龍。 因議和而殺害邊帥的情節，与秦檜謀害岳飛實在是太相似了，所以后來明末的史學研究者都對這一情節特別留意，并形成了主流。 “許上五年复遼﹔既而懼上責效，欲复修款議。惡文龍扰之，乃決計斬文龍”[↓] “無以塞五年平胡之命，聲言折沖，慮毛文龍泄其計，是身入島誘文龍至……以尚方劍斬之。[↓] “崇煥既殺文龍，密報于清議和。清主大喜，置酒高會。”[↓] “建州曰：‘果爾，其以文龍頭來。’崇煥信之，且恐文龍泄其款計，遂身入島誘文龍至……以尚方劍斬之。”[↓] “崇煥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議和，殺毛文龍以為信物。”[↓] “無以塞平東夷之命，遂以平東夷自詭。慮島帥毛文龍泄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斬之。”[↓] “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東江毛文龍以示信。”[↓] “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与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 這是明朝人對袁崇煥評价的基本脈絡，而閻崇年教授卻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見解。閻教授在《明亡清興六十年》中對袁崇煥的罪狀逐一進行了反駁： 一、付托不效 所謂“付托不效”。是指崇禎皇帝命袁崇煥為薊遼督師，指望他五年复遼﹔而他辜負了皇帝的囑托，致使后金軍隊長驅直入，攻打京師，給明朝帶來极大的震動和損失。 面對后金鐵騎長驅直入，作為兵部尚書、薊遼督師，袁崇煥應當承擔自己的責任……袁崇煥受明帝付托，誠心竭力，任事封疆，于朱明社稷，可謂“義气貫天，忠心捧日”。他提醒過要重視薊鎮的防守，而且他的防區主要在關外而不在薊鎮。但是，袁督師“付托不效”之責還是有的，而將后金入犯京師全部責任加到他一人身上，以顯示主上圣明，這對袁崇煥則是不公平的。[↓] 閻教授以袁崇煥主要防區不在薊鎮為由為其幵脫，認為要把后金入犯京師的全部責任加在他一人身上不公平。 我等草根認為，閻教授這里的說辭略有不妥，因為袁崇煥是專責對付后金的“薊遼督師”，后金無論從哪個防區突破，都應該是他的責任，不能因為后金在遼東，而袁崇煥主要防區也在遼東，所以后金衹要沒在遼東突破，就沒有他的責任。若按照閻教授那樣的邏輯，是否可以認為后金入犯的京師，更不是袁崇煥的防區，而應該由京營來負責？ 另外，閻教授所謂“將后金入犯京師全部責任加到他一人身上”的說辭并不成立，因為和袁崇煥一起論罪的還有兵部尚書王洽、薊遼總督劉策，衹不過這兩人沒有他那么多罪狀而已。 二、專恃欺隱 所謂“專恃欺隱”。是指責袁崇煥依恃崇禎帝的信任而行欺騙和隱瞞。他欺騙隱瞞了什么呢？沒有明說。崇禎帝責其“專恃欺隱”，或指袁崇煥“五年复遼”的目標。但是，崇禎帝若以此事指責袁崇煥，實屬不妥。因為：第一，不能實現目標，有各种各樣的原因，不是袁崇煥一個人可以左右的﹔第二，袁崇煥督遼才一年多的時間，五年期限未到，不應以此相責。或許崇禎帝所謂“專恃欺隱”另有所指。[11] 閻教授在這里的闡述中有避重就輕之嫌。雖然，崇禎沒有明确指出“專恃欺隱”的具体內容，但是起碼有三個備選的可能，怎么也論不上“五年复遼”。 首先，對于蒙古喀喇沁部三十六家背叛明朝而投靠后金的事實，袁崇煥有意輕描淡寫，是明顯的謊報和瞞報。 事實上，早在袁崇煥賣糧食給蒙古各部以前，喀喇沁部就已經和后金來往密切，跟后金議和、結盟、會兵、遵后金國制，接受了后金的收編，按照后金的要求，后金對明朝發動攻勢，喀喇沁部必須從征。 “辛未上頒敕諭于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12] “諭歸順各部蒙古諸貝勒，申定軍令。規定凡遇出師之時，宜踴躍爭赴，協力同心，不得遲期……若征明國，每旗大貝勒一員、台吉二員，率精兵百人從征，違者，罰馬一千匹、駝百頭。于相約會集之地擄掠者，罰馬百匹、駝十頭。”[13] 對于蒙古喀喇沁部三十六家的這些情況，袁崇煥不會不知道，可是他在奏章中卻說喀喇沁三十六家“未与奴通”，衹是“依奴而自固”，這种說辭顯然隱瞞了喀喇沁部落已經投靠后金的事實。 “臣會同薊遼總督俞，查得哈刺懼三十六家原在薊遼撫賞，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彥黃台吉，据此故穴，彥死之而我不能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業責無与奴通。”[14] 在袁崇煥的奏章里，他還“借”蒙古人之“口”，向崇禎保証，這些蒙古部落“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 “各夷共謂：室如懸磬，不市賣一二布匹于東，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為質，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15] 可后金入犯薊門之時正是由喀喇沁蒙古帶路，清朝史書中給出的理由則是他們曾受撫賞而熟悉路徑： “上親率大軍伐明，謁堂子啟行，以來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爾噶都，曾受賞于明，熟識路徑，用為進兵向導。”[16] 其次，關于“斬帥”和“議和”兩件事情，袁崇煥都是在瞞著崇禎的情況下操辦的。 在袁崇煥下獄后的審訊中，他自己供認，他一手操辦的“斬帥”和“議和”二事，他雖曾頻繁与兵部尚書王洽与內閣首輔錢龍錫商議，希望獲得支持，但最終卻并沒有獲爭取到王、錢二人的同意： “先是錦衣衛以斬帥主╴二事究問袁崇煥根因，据崇煥所供，斬帥一事則龍錫与王洽頻以書問之崇煥，而崇煥專斷殺之者也，主╴一事則崇煥頻以書商之洽与龍錫，而洽与龍錫未嘗許之也”[17] 后來崇禎不僅論了袁崇煥“以謀款則斬帥”之罪，還因為錢龍錫在知道了袁崇煥有“斬帥”和“議和”的企圖后，沒有有及時奏報，所以論錢龍錫“隱瞞不報”之罪。 “龍錫以輔弼大臣，事關疆場安危，而不能抗疏發奸，何所逃罪？” 如果錢龍錫因為沒有及時揭發袁崇煥都算是“隱瞞不報”，那袁崇煥的所作所為則更是理當被視為“專恃欺隱”了。 第三，在后金自薊門破口入關以后，袁崇煥受崇禎委派，指揮各路援軍堵截皇太极。袁崇煥率軍赶到了薊州布防，他奏報崇禎，稱他的布署可謂萬無一失： 兵部疏言袁崇煥揭帖：“……入薊城，歇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初臣虞闌截我路未必及薊，今及之則宗社之靈，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馬力今可施矣” 接袁崇煥塘報：“凡要害地方，俱已撥兵防守，其薊州守則不憂矣，西建昌、遷安、永平守則不憂矣，東撫宁、山海、丰潤、玉田守則不憂矣。” 雖然袁崇煥的保証言之鑿鑿，但結果卻是皇太极數萬人馬不戰而越過了薊州，并直扑京師，袁崇煥的布防形同虛設。 “十三日，大軍至薊州，獲一生員，令持書往諭駐城道員、軍官及庶民降。”[18] “是夜，乃過薊州五里外駐營。”[19] “十四日，大軍至三河縣，獲一漢人，令持書招降。”[20] 從《滿文老檔》的記錄來看，后金軍于十三日到了薊州，還專門派了一個被俘虜的生員去薊州送招降書，所以袁崇煥絕對不可能不知道皇太极的后金軍已經來到薊州了。 另外，后金軍扎營的地點离薊州也不遠，离城衹有五里地，如果袁崇煥在薊州“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為奮截”，那他也應該偵察到后金軍的動向。 但是，十四日后金軍不戰而到三河縣，這說明袁崇煥的堵截毫無作用。若將這樣的結果与當初袁崇煥的保証聯系起來，那就是一种欺瞞，因為袁崇煥把偵防能力連五里都不及、后金軍來去都不知道的布署，吹噓成是萬無一失的防線。當然，也有持激進觀點的人認為袁崇煥根本就是放后金過去的，如果他有如此的作為，那他所謂“必不令越薊西一步”更是一种欺隱。 3、市米資盜 所謂“市米資盜”。這件事指的是，崇禎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東部鬧饑荒：“夷地荒旱，糧食無資，人俱相食，且將為變。”就是說蒙古哈喇慎等部，室如懸罄，聚高台堡，哀求備至，乞請市粟。這件事怎么辦？在明朝与后金的遼東爭局中，蒙古是雙方都要爭取的力量。袁崇煥堅持團結拉攏蒙古，來對抗后金。袁崇煥先言：“人歸我而不收，委以資敵，臣不敢也。”蒙古各部首領，聞將市粟，指天立誓，不忘朝恩。所以袁崇煥疏言：“臣以是招之來，許其關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衹許布米易柴薪。”奏上，奉旨：“著該督撫，嚴行禁止。”奉旨嚴禁，皆失所望，哈喇慎諸部背离明朝，紛投后金。可見，蒙古諸部台吉，附己不納，委以資彼，其責任在崇禎皇帝。所以，袁督師“市粟”之事有，而“資盜”之罪無！[21] 閻教授這里的敘述有斷章取義之嫌，他的說辭衹是一味強調崇禎上諭中提到的：“著該督撫，嚴行禁止”，卻不提崇禎允許袁崇煥以接濟口糧的方式代替“市粟”，而且這些話就是緊接在“著該督撫，嚴行禁止”之后的： 奉圣旨：“西夷通虜，譏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買于東，明是接應，何以制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其招來屬夷，其有饑困，查明部落多少，計口量許換米，不得賣与布帛米糧及夾帶禁品。路將等官，倍加偵察，如有疏違，以通夷罪論處！”[22] 這里，崇禎上諭里提到的“查明部落多少，計口量許換米”与“賣与布帛米糧”有很大不同，如果蒙古喀喇沁部真的發生了饑荒，那么“查明人數，接濟口糧”是完全可以解決問題的，而買了布匹和糧食离去則有很大問題。 這里面的奧妙是，若定期按照人數來領取口糧的話，這些部落就必須呆在明朝控制的地區，而不可能去投奔后金﹔而如果這些部落衹愿意買了大批的布匹和糧食而去，又不愿意接受明朝所接濟的口糧，那就說明他們是去投奔后金的，他們所謂饑荒也是假的。 在這种情況下，袁崇煥如果不按照崇禎的要求以口糧方式給米，而是“市粟”的話，那肯定是“資盜”了。 4、謀款誘敵 所謂“謀款誘敵”。是指責袁崇煥以議和來引誘后金攻打北京。其實，謀款即議和之事，袁崇煥任薊遼督師后明确疏言“和為旁著”，目的在于緩其兵攻而爭取時間以固邊防。崇禎帝對此“悉聽便宜從事”，或“优旨許之”。何以“擅主”！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袁崇煥与皇太极往來書簡凡10封，其中皇太极致袁崇煥6封，袁崇煥致皇太极4封。袁崇煥的第一封复信指出：印璽之事，未降封號，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又指出：遼東原為明朝土地，且有漢人墳墓，則不應歸其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釋：“使者來時，因在海上航行，而讓其久居。”第四封复信明确表示：戰爭長達10年，不能一朝停止，不是數人所能為，數語所能定。對袁崇煥的4封复信，日本著名滿學家神田信夫教授有一個評价：“它強烈地反映出袁崇煥在与皇太极交涉中忠于明廷的責任感，他強烈地主張議和必須按照中國即明朝所提送的典制方案，并嚴戒其未經降封，不准隨意用印。”所以，袁督師“謀款”之事有，而“誘敵”之罪無！[23] 閻教授在這里所采用的闡述方法有偷梁換柱之嫌，崇禎給袁崇煥所列的罪狀中，沒有哪一條說他“誘敵”，而衹論了他在薊州的“縱敵”之罪，即“縱敵長驅，頓兵不戰”。 袁崇煥被論“謀款”是和“斬帥”聯系在一起的，即“以謀款則斬帥”，閻教授所謂“謀款誘敵”顯然是篡改了崇禎的指控原文，將“斬帥”偷梁換柱成“誘敵”。 閻教授的說法是將“誘敵”之罪憑空的強行加到崇禎所列的指控當中，再加以駁斥，這种偷梁換柱的作為，實在有失學者身份。 5、斬帥踐約 所謂“斬帥踐約”。是指責袁崇煥与后金約定而殺毛文龍。史料已經証明，袁崇煥与皇太极書信往來，既無默契，更無議約。倒是毛文龍通款后金，謀降有跡。所謂毛文龍被殺，后金軍才敢南犯之言，實則夸大了毛文龍的作用。至于對毛文龍先斬后奏，因而受到“擅殺 ”之詰，則應做具体分析。對于袁崇煥計斬毛文龍的“席↓待誅”奏疏，崇禎帝諭旨：“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制不受。近复提兵進登，索餉要挾，跋扈叵測。且通夷有跡，犄角無資，掣肘兼礙。卿能周慮猝圖，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危，閫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所以，袁督師“斬帥”之事有，而“踐約”之罪無！[24] 閻教授的偷梁換柱之法同樣也運用到了“斬帥”這里，崇禎并沒有論袁崇煥殺毛文龍是應后金之約，其羅列的罪狀中根本沒有“斬帥踐約”這一條，有的衹是“以謀款則斬帥”。 崇禎之所以把“斬帥”和“謀款”聯系起來論罪，應該是沿著袁崇煥“議和”的思路來梳理的。 毛文龍所統轄的東江鎮，其兵員多是由被后金侵占了家園，而導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遼東流民所組成的。這些人跟后金的仇恨很深，應該很難接受議和。倘若袁崇煥所統轄的關宁軍与后金議和，而東江鎮卻又頻頻對后金出擊，那議和恐怕很難達成，袁崇煥若要想達成議和，那就必須有效控制東江鎮。 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來梳理，其實就不難理解袁崇煥為什么一再強調毛文龍不受節制是個大問題了。而當袁崇煥与后的金通書議和進入關鍵期之時，他將后金的來使安頓在宁前，私下決定去一次東江鎮，其實應是去試探毛文龍。 這次試探的對白衹有他們二人知道，而結果卻是袁崇煥不惜違制擅殺毛文龍，他這樣的作為非常可疑，很難不讓人怀疑他對毛文龍痛下殺手的原因就是為了給議和掃清道路。 綜上所述，崇禎論袁崇煥“以謀款則斬帥”之罪應該是針對他力主議的思路來的，根本沒有論他應后金之約而謀殺毛文龍。 最后，談一談閻教授所謂“倒是毛文龍通款后金，謀降有跡”一說。毛文龍和袁崇煥一樣，都接待過后金的來使，都算是“通款”了，不過毛文龍將后金使節綁送兵部，天下皆知，而袁崇煥卻對后金使節禮敬有加，欺上瞞下。 6、縱敵長驅╴ 所謂“縱敵長驅”。是指責袁崇煥縱容后金鐵騎長驅直薄京師，而不加阻攔。其實，早在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就上疏：應防御后金軍從宁、錦以西虛怯之處南犯。兩個月后，袁崇煥再疏：“慮其席卷西虜，遂越遼而攻山海、喜峰諸處。”到崇禎元年即天聰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煥再疏奏喜峰、古北關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處于我邊外，經道慣熟，若仍誘入犯，則東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處處可虞，其為紂更烈”。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師又上疏：“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為向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諫議──“薊門單弱，宜宿重兵”﹔一面具疏──濟其市粟糊口，免其導誘入犯。崇禎帝對袁崇煥的諫疏，或拖延因循，或嚴行禁止。己巳事變發生，不出崇煥所料，罪名卻要崇煥獨負。所以，袁督師“縱敵長驅”之罪名，“莫須有”矣！[25] 閻教授這里的論述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崇禎這條罪名是指的袁崇煥在薊州縱敵，也就是他自己保証“入薊城，歇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結果后金是不戰而過、長驅直入。而閻教授在這里卻在大談袁崇煥如何強調薊門的重要性，還把蒙古喀喇沁部謊稱“饑荒”的事情也扯進來了，這种論述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的典型，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其實，我等草根一直有一個疑問，在這里不得不提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明史》上沒有特別描寫袁崇煥薊州縱敵的事情，所以閻教授就一點兒都不知道？ 難道一位研究了袁崇煥二三十年的學者，連他研究的人物有被論了整整四條罪狀的重大失誤都一無所知嗎？閻教授在這里的說辭的荒謬，到底是因為迷信《明史》而疏于查証的結果，還是刻意為袁崇煥掩蓋？前者算是學術水平問題，后者則應是人品問題了。 7、頓兵不戰╴ 所謂“頓兵不戰”。是指責袁崇煥雖然率領遼軍入援京師，但是保留實力，而不与后金軍作戰。曾在袁崇煥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辯道：“自敵人逸薊入京，崇煥心焚膽裂，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間道飛抵郊外，方幸敵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出營廣渠門外，兩相鏖戰。崇煥躬擐甲胄，以督后勁，自辰至申，轉戰十余里，沖突十余合，竟至通惠河，血戰殊勞。遼事以來，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廣渠門而攻左安門，亦時有殺傷。惟是由薊趨京，兩晝夜疾行三百里，隨行營僅得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進。以故專俟步兵調到，隨地安營，然后盡力死戰。初二、初三，計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對，崇煥奉有拿禁之旨矣！時未旬日，經戰兩陣，逗留乎，非逗留乎？可不問而明矣！”所以，袁督師“頓兵不戰” 之罪名，“莫須有”矣！[26] 閻教授在這里又幵始了“張冠李戴”了，所謂“縱敵長驅，頓兵不戰”都是指袁崇煥在薊州讓后金不戰而越過，閻教授卻將“頓兵不戰”解釋為崇禎指控袁崇煥“保存實力”，這种毫無技術含量的偷換概念實在有失學術風範。 當然，這里依然存在那個學術或人品問題的討論，衹是不知道閻教授能如何解釋？ 8、遣散援兵╴ 所謂“遣散援兵”。是指責袁崇煥遣散前來增援京師的明軍。袁崇煥奉諭調度各路援兵。對此，曾在袁崇煥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辯道：“若夫諸路援兵，豈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練習，器不堅利，望敵即逃，徒寒軍心。故分之則可以壯聲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敵愾也。況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寢鞏固﹔退侯世祿于三河，薊有后應。京營素不習練，易為搖撼，以滿桂邊兵据護京城，萬萬可保無虞。此崇煥千回萬轉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煥，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師“遣散援兵”之罪名，“莫須有”矣！[27] 崇禎之所以要論袁崇煥“援兵四集，盡行遣散”之罪，依然是在責怪他讓后金不戰而越過薊州。幵始論了“縱敵長驅，頓兵不戰”之罪是在指責袁崇煥本部人馬的失誤，而后面論“援兵四集，盡行遣散”之罪則是指責袁崇煥沒有能很好的調度各路援軍。 在獲知后金從遵化方向突破長城以后，崇禎將前線調度各路援軍的指揮權交給袁崇煥，這是委他以重任。 “諭兵部各路援兵俱令聽督師袁崇煥調度”[28] 薊州作為防備的重點，理當确保萬無一失，袁崇煥也极為重視，所以他親率本部人馬駐扎在這里，這樣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他將其他几路援軍都遣散到各地防守，顯然是削弱了薊州的兵力。兵力不足導致的后果必然是防御縱深狹小，被后金不戰而越過也可能就是這個原因。而依据閻教授所列舉的程本直的說辭內容便可确認，袁崇煥确實在薊州將已經聚集的各路援軍又分遣到四方去了。 綜上所述，閻教授其實是拿著能証明袁崇煥“遣散援兵”的史料証据，卻在力圖証明袁崇煥并沒有“遣散援軍”，這可算真得上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典型。 9、攜僧入城╴ 所謂“攜僧入城”。這是指責袁崇煥兵臨城下，又暗中帶著喇嘛，要求進入北京城內。袁督師軍中有喇嘛，他率軍入京，露宿荒郊。袁崇煥“力請援兵入城，不許”。督師又“求外城屯兵，如滿桂例，并請輔臣出援﹔不許”。崇禎帝之猜疑、惶懼到了何等程度，明朝廷之虛弱、窳敗到了何等地步。袁督師軍中有喇嘛，“攜僧入城”就會當內應嗎？所以，袁督師“攜僧”之事有，而“入城”之事無！其罪名，“莫須有”矣！ [29] 閻教授此番說辭有斷章取義之嫌，崇禎論袁崇煥這條罪狀時，有四個字，閻教授視而不見，而這四個字卻是定罪的關鍵，這就是“潛攜”、“堅請”四字。 “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30] 喇嘛的身份是僧侶，所以可自由穿梭于明清雙方，在當時經常充當非官方的使節，故所謂“潛攜喇嘛，堅請入城”乃是指控袁崇煥堅持要求入城，并暗地里潛藏能通融后金的使節，妄圖將其帶入北京以促成議和之局。 “潛攜”的意思是指控袁崇煥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堅請”的意思是指控袁崇煥議和的意圖很明顯。 綜上所述，這條罪狀其實是崇禎在指控袁崇煥欺瞞朝廷，背地里力圖議和。 然而閻教授卻偷換了概念，將袁崇煥“暗中操縱議和”的罪名，偷換成了“當內應”，這里我們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的想象力實在很丰富。 “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當中，袁崇煥是罪在“堅請”，而非“入城”，其罪名是說他在敵軍攻打到京城之下，不思如何退敵，卻力圖和敵人媾和，并不惜潛攜后金的使節，還堅持要入城。 按照閻教授的說法，袁崇煥是有“攜僧”的事實，而僅僅由于沒有“入城”，于是就宣布袁督師的罪名是“莫須有”矣，這种說法顯然非常的荒謬，衹要有“攜僧”有“堅請”其罪名就成立了，入沒有入城，是無關緊要的。 總結： 閻教授對袁崇煥的認識，顯然跟明朝許多歷史學家、當事人、以及官方文件上的觀點是沖突的，若是在當時一定是標新立异的典型，衹不過現在許多人對袁崇煥的評价都來自清朝御用文人所編纂的《明史》，參照的是清方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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