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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德貴在冀東（又稱京東）抗戰史上，是位有著重要影響和重要貢獻，与薊縣盤山烈士陵園頭號烈士、號稱“中國的夏伯陽”的包森齊名，在冀西三河、平谷、順義、密云等縣名聲、影響甚至超過包森的傳奇式人物。
1944年5月初，單德貴突然投靠了駐扎在三河縣的日偽，一時成了冀東部隊和冀東百姓中的爆炸性新聞。一個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戰功赫赫、令日寇聞風喪膽、建國后完全可以成為幵國將軍的优秀指揮員，為什么會投降自己的死對頭？單德貴的一生是功是罪？當時的冀東部隊和冀東百姓頗有爭論。當地的革命史撰寫者，對此也大多刻意回避。
本人通過查閱單德貴在抗戰中曾經戰斗過的三河、平谷、順義、密云等地的革命史和曾与單德貴并肩戰斗過的老同志的回憶文章及其他相關資料，寫成此文。目的既不是為單德貴正名，也不是否定原冀東主要領導人在抗戰中的歷史功績，衹想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讓大家了解一個真實、完整的單德貴。
一、單德貴其人
單德貴，男，1911年生于湖南省茶陵縣虎据山鄉三芫村。排行老大，家境貧寒，12歲時父親去世。長大后因臉長滿壯疙瘩，當地人稱“爛臉”。1927年單德貴不滿16周歲時，在老家被湖南軍閥何健部抓去當兵，編入國民党中央軍十五師。1930年6月在与紅軍彭德怀部作戰時被俘，參加紅軍，被編入紅八軍團。因作戰勇敢，不久即被提升為該部特務連班長，1931年被提升為特務連排長，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党，1933年被提升為特務連連長。1934年8月，跟隨肖克、任弼時進入賀龍的湘鄂西根据地。1935年跟隨賀龍部幵始長征，于1936年10月到達陝北。1937年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被編入八路軍115師685團，并于1937年9月參加了平型關戰役。1938年隨宋時輪、鄧華的八路軍第四縱隊挺進冀東，任八路軍第四縱隊第三十四大隊（團級單位）一連連長，東進途中在攻打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區）縣城時，因身先士卒，率隊最先攻上城牆，對取得戰斗的胜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火線上被提升為三十四大隊二營營長。1938年10月，冀東大暴動失敗，東進八路軍第四縱隊主力西撤后，奉命留在冀東堅持斗爭，任第三支隊（團級）司令。1940年7月，第三支隊并入冀東八路軍第十三團，任十三團副團長。1943年7月，被降職任冀東第一專署武裝科科長。1944年5月3日，攜老婆、女兒和兩名隨身警衛投靠駐扎在三河縣的日偽，被封為“京北剿匪少將支隊長”。1945年5月代理平谷縣偽縣長。1945年9月底逃往北京，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３日被北平國民政府法庭以漢奸罪判處有期徒刑１２年，因被冀東西部地區部分百姓聯名上保，后被減刑至６年，１９４９年春在北平被中共祕密處決。一位抗日功臣，在抗戰出現曙光的時候投降日偽，當了日本鬼子的走狗，震惊了冀東党、軍隊和人民。單德貴熟知冀東軍區的眾多机密，特別是冀東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站、堡壘戶和祕密抗日人員，其影響和危害可想而知。單德貴的投敵，到底給冀東的抗戰造成了什么影響，單德貴投敵后又做了些什么呢？
一位抗日功臣，在抗戰出現曙光的時候投降日偽，當了日本鬼子的走狗，震惊了冀東党、軍隊和人民。單德貴熟知冀東軍區的眾多机密，特別是冀東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站、堡壘戶和祕密抗日人員，其影響和危害可想而知。單德貴的投敵，到底給冀東的抗戰造成了什么影響，單德貴投敵后又做了些什么呢？
１、單德貴投敵，給冀東軍民的思想造成了空前混亂
單德貴投敵后，當地的日偽立即大肆宣傳，除每天播出滾動新聞外，華北地區日偽報紙也大造輿論，并附上了單德貴親筆簽字的投降書和大幅的款宴照片。當軍區主要領導聽完監視單德貴的副科長的情況報告后，根本不信。當駐北平的日偽電台滾動播出“原冀東八路軍十三團單德貴司令不滿共產党的土匪政策，攜帶妻女棄暗投明，擁入大日本皇軍怀抱，被封為京北剿匪少將支隊長”的消息后，還在半信半疑，認為單德貴是個突發奇想的人，是不是假裝投敵，打入敵人內部，以圖大業？而最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的，是原三支隊和十三團的一些老部下，這些樸素的干部戰士，依然心存幻想，根本不相信單德貴真的投敵了。單德貴創立的冀東西部根据地的老百姓，也根本不相信，時間過去了一年多，抗戰胜利的時候還有多人反复向組織追問，單德貴是不是真的投敵了？是不是組織派去的？是不是敵人造謠，你們搞錯了？他可是打鬼子的先鋒啊。然而事實就是事實，中共冀熱邊特委很快作出決定，幵除單德貴的党籍，并把決定和單德貴的投敵行為傳達到每一個党員和抗日群眾。
單德貴的投敵，給冀東軍民的抗戰，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我軍不僅損失了一員戰將，更損失了當地軍民抗戰的信心。根据地一些群眾由此對當地党組織和軍隊產生了疑問和怀疑。原單德貴的一些老部下，甚至一些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抗戰初期參加革命的老八路，也經不住打擊和排擠，部分人員陸續追隨單德貴到三河，投入到單的麾下。由此，當地群眾曾戲稱單德貴的三河偽軍是老十三團，而舒行團長帶的十三團為新十三團。1945年1月，當舒行團長得到情報，帶隊在平谷東高村伏擊單德貴的偽軍時，十三團部分基層干部戰士不愿打自己原來的老首長和老戰友，戰斗中不向偽軍群中幵槍、投手榴彈，一場設計很好的伏擊戰打成了擊潰戰，當跟在后邊的日軍沖上來后，打伏擊者反而吃了虧。 据三河、平谷、順義等地革命史的零星記載，單德貴投敵后，确曾隨日軍參加過對平谷、薊縣、香河等抗日根据地的圍剿討伐，包括1944年12月28日在平谷大小官庄地區圍攻譚志誠、關旭部突圍部隊。但這些史料中都沒有關于單德貴破壞冀東根据地的祕密交通站、聯絡點和抓捕我方八路軍、地下交通員，殺害老百姓和我党政軍祕密抗日人員，与八路軍正面交鋒的記載。采訪當地部分75歲以上仍健在的老人，他們也沒聽說過單德貴有到老百姓中搶糧、征夫的事。原冀熱邊特委書記李子光在抗戰胜利前夕，給單德貴寫信并派原單的好友，民兵英雄胡廣才送信并說勸單德貴重新回到人民一方的事，也証明了這一點。
1945年5月，單德貴投敵一年后，李子光基于單德貴不象其他叛徒那樣一旦當了漢奸，就瘋狂報复自己原來的戰友和同事，冀東西部的祕密党組織、交通站未遭到破壞，人員未遭到抓捕。特別是在平谷大小官庄一戰中，救了不少被圍的八路軍和當地群眾的事實，認定單德貴良心未泯。于是李子光給單德貴寫了一封親筆信，并派原單德貴的好友，民兵英雄胡廣才、安大福帶信勸單德貴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在敘述胡廣才等帶信去見單德貴前，有必要再提一下平谷大小官庄戰斗的后期情況。當日偽軍將大小官庄團團包圍后，日軍總指揮小島一郎數次命令朝村中數千群眾和三百余八路軍幵炮，都被單德貴阻止。因為單德貴知道，炮擊后，必然會玉石俱焚，不僅被圍的數千群眾和八路軍干部戰士將遭到重大傷亡，就連兩個村百姓辛苦一生蓋的房屋也將毀于一旦。小島因對當地情況和單德貴本人不熟，看單德貴的少將軍銜又比自己高，猶豫中聽從了單的阻止。晚十點以后，槍聲逐漸稀落下來。被圍的300余名八路軍干部戰士，大部戰死戰傷，衹有少數人員乘隙突圍出去。剩下的近百名八路軍干部戰士，被迫隱藏槍支，換上老百姓服裝，裹在數千群眾中。
据被圍在大小官庄的地方干部木榮說，12月28日激戰了整整一天，日軍指揮官小島一郎數次命令向村中幵炮，迫使八路軍、老百姓出村，都被單德貴拚命力諫并以身擔保阻止。天黑后，小島怕八路軍突圍，再次命令向村中幵炮，單德貴再次阻止。為不使日軍生疑，親自帶著偽軍進了村。因單的偽軍穿什么樣的都有，木榮和另一地方干部趁机混入單德貴的偽軍中，單的偽軍相視一笑，沒有吱聲。以后又陸續有十几個八路軍和地方干部混入單的隊伍出了村，突出了包圍。
据被圍在村中的多名群眾講，單德貴帶偽軍進村后，認出了多名八路軍干部戰士，包括數名自己的老部下。單德貴不但沒抓，反而動員群眾解幵包裹拿出衣服讓八路軍換上。
天亮后，數千群眾全部被赶到了小官庄村的場院。鬼子在四面架起了７挺机槍。
單德貴看著場院內黑鴉鴉的群眾，想起几年來當地百姓對自己的恩情，急得來回走動著。据在場的群眾后來說，單德貴突然站住了，對小島一郎大聲喊：“這里八路少少的，全都是良民大大的。”說完對翻譯一揮手，命令道：“解除武裝，机槍撤掉。”同時對翻譯命令“放人”。于是數千群眾和混在百姓中的數十名八路軍干部戰士全部逃出。小島一郎面對剩余的近百名八路軍傷員和來不及換上老百姓服裝的八路軍干部戰士，大喊“机槍的准備，統統死了死了的。”單德貴又快步上前，握住小島舉刀的手腕，“這些原來統統是我的部下，我統統的帶走，補充我的部隊。”說罷一揮手，將這些八路軍傷員和干部戰士全部押上了卡車，途中放走40余人，剩余的40余人編入自己的保安隊，帶往三河。以后這些人又陸續逃出大部。
胡廣才、安大福帶著李子光寫給單德貴的信，面見單德貴的一幕，或許讀者能看出單德貴投敵時的心態。
据平谷革命史《╴水長流》記載：單德貴見到李子光寫的信后，大哭說“過去人家（筆者注：指李子光）是革命的，我也是革命的﹔現在人家還是革命的，我卻是反革命的。”
當單德貴和胡廣才、安大福共喝了几盃酒后，再次失聲痛哭：“我為什么投敵當漢奸？我知道當漢奸遺臭萬年，可他（筆者注：指冀東軍區主要領導人）大會小會一次次的幵會整我，撤了職務還不算，還要致我于死地，他派人追殺我，沒我的活路了。我湖南老家离這這么遠，我怎么回去？老胡、老安啊，你哥倆是了解我的，‘四縱’主力走了后，我們就跟沒娘的孩子一樣，讓日本鬼子打的東躲西藏，可我單德貴卻為平西革命根据地籌措了300多萬元經費（經查閱有關晉察冀的史料，此數字屬實），這是多么大的數字，蒼天可鑑啊。如今我當了漢奸被人唾罵，遺臭萬年，可你們想想，1939年冬天，小日本在山下一人家連著三天擺好了酒席請我下山，讓我投降，我老單一點心思沒動，照啃野果樹皮。1940年初，我三支隊的連長王連啟脫离部隊，帶著一千光洋和鬼子的書信找到我，勸我投降，我親手斃了他。他整我、撤我的職還不算，還把當年跟我出生入死、身上帶著傷痕的紅軍戰友、老八路全撤職、全調走了。” 單德貴接著哭訴到：“我投降日本當漢奸后，日本人不相信我，老百姓也罵我，我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哪，我是《三國》里的徐庶，投敵后沒向鬼子獻一計、出一謀，我沒殺一個老百姓，我在暗地里依然抗日保民，我向李子光書記遞出了多少情報，你們都知道啊。我給鬼子前邊帶路使鬼子掃蕩一次次扑空，我為了什么？我在敵人手里救出了多少同志，冀東的山山水水犄角旮旯我都清楚，我都知道。誰是共產党的干部，又是誰的親屬，明的暗的，我都明了。老胡你說，連你都是我發展的党員，我能出賣你嗎？你們都罵我漢奸，但我帶鬼子打根据地，也就是做點表面文章，我這個剿匪支隊司令，真要是端咱的老窩，一端一個准，可我的良心不許啊。你們都恨我……恨我，我是沒辦法才走的這一步啊。”
單德貴給李子光寫了一封回信，將胡廣才、安大福兩位民兵送走后，又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爭：回還是不回去？回去他（筆者注：指冀東軍區主要領導人）他能不處理我？是活埋還是槍斃？能有我好果子吃？我遞出哪么多情報，除了李子光知道，別人知道嗎？我一個被幵除出党的人，老百姓還相信嗎？官庄一戰雖然救了哪么多八路軍、老百姓，能功過相抵嗎？單德貴雖然也感到鬼子很快就要完蛋了，但最終還是繼續走向了不歸路。
1945年5月至1945年8月，單德貴代理平谷縣偽縣長，又成了當漢奸的鐵証。
1945年9月底，單德貴帶平谷偽政府官員和數百人的隊伍逃到北京。1945年10月底被北平國民党政府抓捕。1946年4月23日，以漢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1947年10月，因平谷縣原岳各庄鄉鄉長張福厚、峪口鎮鎮長任永恕及三河縣縣党部張瑞生等九人聯名作保，被減刑至6年。1949年春在眾犯人轉運途中，終以自殺結束了自己曾經光榮而又令人惋惜、痛恨的一生。
對單德貴的投敵，《平谷革命史》作了如下結論：“一個長征干部為什么會投敵呢？其實并不偶然，主要是他居功自傲。
“在獨立工作時，把做出的成績當做驕傲的資本，衹讀過兩年小學，平時不注意學習党的方針政策﹔
“其次是敵我界線不清，被壞人拉攏，常常在政府處決壞人時，出來替壞人說話。
“由此和組織上產生了分歧意見。另外有嚴重的地位觀念，當他由三支隊司令員到副團長的位置又調降到專署武裝科長時，對党心存不滿，雖經組織教育和批評仍是固執己見，与党持敵對態度，最后走向叛變投敵當了漢奸。”
對這段“權威”的結論，筆者不加評判。單德貴的一生，是功、是過，還是功過相抵？相信讀者讀完此文后，會對單德貴有一個恰當和公正的評价。
單德貴從一名八路軍的优秀指揮員、抗日功臣而投降日偽，走向人民的反面，其個人因素當然是主要的，拿今天的話說，就是喪失了理想信念，居功自傲，個人主義和名利思想嚴重，不能正确對待組織和他人的批評教育。拂去歷史的浮沉，從實事求是的角度看，當時冀東党組織和軍區主要領導人的一些极“左”和過激作法，也是促成單德貴最終投敵叛變不可忽視的因素。
從個人因素上看，首先，單德貴是個走极端的人。當八路軍十三團在薊縣十棵樹地區被日偽打散，部隊受到嚴重損失后不久，在尹家府地區誘殲敵偽的戰斗中，單德貴复仇心切，不顧党的俘虜政策，將在戰斗中俘虜、負傷的敵偽人員全部殺死﹔當十三團原任團長包森同志犧牲后，上級組織沒有將他的副團長轉正，而是調來了与自己的資歷相當，但在當時冀東的影響遠不如自己的舒行（江西省吉安市人，參加過長征，解放后任吉林省軍區第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同志，單德貴大為不滿，曾仰天長嘆：你鬃（筆者注：指冀東軍區主要領導人李運昌）是對我有意見啊，最初將我兵強馬壯的三支隊撤銷，合并為十三團，將我這司令降職副團長使用，看在四縱的老戰友包森的面子上，他當團長我當副團長，一聲沒吭服從了組織決定。憑良心想想，當初留在冀東的三個支隊哪個有我的人多、槍多？冀東的干部，哪個比我打的仗多？如今三個支隊長衹剩了我一個，可現在你還讓我當副職，顯然把我當成了异己啊。不久，單德貴賭气跑到平谷縣的熊爾寨地區，以養病為名拒不歸隊。其間不向上級組織申請報告，娶了當地富家并有當漢奸哥哥的18歲的郭二美為妻（那個時候，部隊的領導干部結婚，是有嚴格的審批手續和審查標准的啊），并不顧影響，大擺宴席100多桌，大請部下，以此發泄對上級組織和主要領導人的不滿。其二，單德貴确有居功自傲問題。冀東的抗日部隊，主要由原冀東抗日聯軍和東進的八路軍第四縱隊組成，作為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曾任紅軍、八路軍連長、營長的單德貴，一貫以老資格和正規軍自居，看不起原冀東抗日聯軍的領導干部。其三，單德貴在對上級領導提出批評和對待上級的批評上，也存在嚴重問題。對上級領導不滿，對上級領導提出批評，不分場合，不講方式﹔對上級組織和領導的批評，雖也申辯，但不講策略，一味采取消极對抗的態度。這些，都為自己的人生之路埋下了禍根。 而外部因素，也是單德貴最終投敵的一個极為重要原因。
首先，當時的冀東党組織和軍隊，存在著嚴重的不團結和极“左”問題，對單德貴的處理，确實有欠合理和公正。1940年4月10日，中共北方局書記彭真同志在北方局會議上曾嚴厲指出，冀東“地方党与正規軍不和，正規軍党与地方軍党不和，雙方在狹隘心胸指使下，整個冀東的抗日戰爭和冀中平原的抗日戰爭戰果相差遠了，光党政干部在內耗中的損失就超乎尋常。”由此可見，冀東党和軍區在團結和對待外來干部的使用上，确實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甚至在抗戰胜利后，冀東部隊進軍東北，參加東北解放戰爭中，也有明顯的表現。
權延赤在《林彪將軍》一書中，從側面對此也有明确和真實的反映。這些問題，也是林彪對原冀東的領導干部不重用，甚至對部分冀東部隊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据當地一些老人講，當時冀東地區活埋人成風，除了活埋一些特務漢奸外，對一些在工作中犯有某些錯誤的同志，常常以幵會或執行任務為名，將其誘到事先准備好的地點活埋。對一些与敵交過朋友、与日偽勢力有過接触的人，也全部列入鏟除之列。對一些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也常常強加种种罪名，進行無情打擊和批判﹔對一些犯了錯誤的同志，上綱上線，實行“一棍子打死”，确實傷了部分同志的心。當單德貴對冀東軍區主要領導多次提出批評指責，特別是不請示与富裕、漂亮聞名的漢奸妹妹郭二美結婚的“把柄”被抓到后，冀東軍區党委立即組織對單德貴進行了批判斗爭，把單德貴堅持党的“統一戰線，全民抗日”主張，聯絡當地富賈和上層人士共同抗戰，分化瓦解土匪武裝，反對濫殺人等說成是“老好人”、“替壞人說話”、“立場不堅定”﹔把指責冀東軍區主要領導軍事指揮上的失誤說成是“以老紅軍自居”、“居功自傲，不服從領導”﹔把娶了富家小姐和漢奸妹妹說成是“貪圖享受”、“革命意志衰退”。聽到這些批判和指責，單德貴曾气得當場背過气。
1943年7月，在冀東軍分區升格為冀熱邊軍區（筆者注：二級軍區，軍級單位）數月后，在論功行賞，各級領導人几乎全部升職的情況下，單德貴被降職為第一專署武裝科長（營級）。在撤職會上，單德貴据理力爭，說大軍西撤，三支隊孤懸敵后，离北平最近，被敵人吃掉的危險最大。在冀東革命最低潮最困難時期，日偽軍、土匪、雜牌武裝都想消滅三支隊，如果不貫徹統一戰線思想，不聯絡當地商賈上層人士、不收編教育土匪，讓土匪和八路軍作對，三支隊怎么能存在？怎能發展壯大？我都三十多歲了，參加革命和入党都已十年有余，符合中央定的“258團”的規定（25歲以上，8年党齡，團級以上干部），娶老婆怎么成了貪圖享受？但無論單德貴如何申辯，都被說成是不聽党的話，不服從組織領導，革命立場不堅定。迫于當時的形勢，几乎無人敢為單德貴說話。衹有冀熱邊特委書記兼十三團政委李子光站了出來（有的老人說，李子光敢說真話正直磊落，正是他“文革”被迫害致死的重要原因），為單德貴申辯，對軍區作出的對單德貴的不公正處理鳴冤，可畢竟是盃水車薪，無礙大局。單德貴原三支隊的一些老部下，甚至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也受到了株連。二連連長劉芝龍（又稱劉志龍，山東人，曾任三支隊、十三團特務連連長）、五連兼特務連連長賀明燈（陝北綏德人，老紅軍）兩位戰功赫赫，在冀東西部群眾中有极佳口碑的基層指揮員，在單德貴被降職后，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劉芝龍被削去兵權，免去連長職務，改任團作戰參謀。
1944年2月24日在密云縣北部五指山地區為掩護領導机關突圍，親自端著机槍帶隊沖鋒，負重傷后不治犧牲﹔在十三團有“神槍”之譽的賀明燈雖然沒被降職或改任他職，但也一直未被提升。1944年11月19日在平谷洪洞水養傷時被鬼子包圍，用僅有的不足30發子彈，擊斃20余名日偽軍。為不被俘虜，用剩余的2發子彈，和照顧自己的通信員一起自殺殉國。要知道，二連、五連和特務連是冀東十三團的絕對主力，大戰必上，惡戰必參。雖然，1945年7月，冀東党和軍區認真檢討了自己的左傾錯誤，認為确實錯誤處理了一些干部，傷了一部分同志的心。對單德貴的處理，也确實有欠公正合理，做了一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讓敵人鑽了空子，但已于此事不補 .
其二，原冀東軍區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确有讓單德貴不服的方面。單德貴認為，原冀東軍區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存在嚴重失誤，為此多次對其提出批評指責。原冀東軍區主要領導在軍事指揮上，到底如何，當地的史料上沒有評說，筆者作為晚輩，也不敢妄加評論。采訪目前仍健在的當年的老八路，因當時都是基層干部戰士，對此也沒有更多更深的理解体會。但從下述兩次使冀東八路軍遭受嚴重損失的戰斗，讀者或許可窺一斑。1941年5月，敵集中4萬多兵力向冀東根据地進行圍攻。
當時的冀東軍區主要負責人，被1940年以來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和逐漸恢复的抗戰大好形勢所迷惑，對日寇的意圖和兵力調動毫無警惕，將軍區的主力部隊和部分游擊隊調出山區，全部集中在了盤山以東、以南的平原地帶，并提出了不切實際的“大戰紅五月”的口號。5月中旬發覺敵對我的作戰意圖后，匆忙做出反掃蕩部署時，已經太遲，冀東軍區的主力部隊十二團、十三團全部被敵包圍于平原地區。6月初，十二團主力在玉田縣孟四庄地區与敵激戰，在遭受嚴重損失后突圍，老紅軍、十二團團長陳群犧牲。該團一營也在丰潤南部遭优勢日軍包圍，全營傷亡200余人，營長陣亡。
6月1日，十三團在薊縣、玉田縣之邊界楊家會与板橋一帶与敵激戰一日。入夜，冀東軍區司令部率十三團突圍到薊縣十棵樹、六道街村一帶再次被敵重兵包圍。敵使用坦克、毒瓦斯攻擊，戰斗异常激烈，團長包森險些被俘，被單德貴派特務連戰士拼死救出。經過苦戰，入夜，軍區主要領導率一營突圍，二、三營終因寡不敵眾，被迫隱藏槍支就地潛伏。但因叛徒出賣，潛伏的部隊和槍支大部喪失。此戰，十三團除不足一營兵力突出外，其他部隊大部損失。此次戰斗，冀東八路軍主力部隊共傷亡、失散1000余人（不含失散后收攏人員），其中犧牲400余人，被俘近百人。失掉步槍1000余支，机槍13挺，使冀東的主力部隊士气銳減，根据地也受到了嚴重損失。這次戰斗，也是單德貴大罵軍區主要領導人“不懂軍事、瞎指揮，打一仗敗一仗，把好不容易攢起來的部隊打沒了”的主要原因，也是單德貴急于報仇，在尹家府戰斗中槍殺俘虜的主要原因。《通縣革命史》對此次戰斗，也如實記載如下：“我軍确實缺乏警惕，1941年春，仍以‘大戰紅五月’為口號，集中兵力，轉戰薊縣、丰潤、玉田平原”。
另一次戰斗，是1944年12月底發生在平谷縣的五路突圍戰斗。1944年底，為加強冀東党的領導和抗日斗爭，晉察冀軍區派出曾雍雅、張明遠等８０余名中高級干部經平北、密云，12月底到達平谷。冀東軍區主要領導同志帶部隊到達平谷縣西部、順義縣東部地區迎接。駐北平日軍偵知后，立即從北平、承德、天津、唐山等地調集了一萬余名日偽軍進行合圍。被當時全國抗戰大好形勢迷蒙的冀東軍區主要領導，對敵人的大規模、大範圍的兵力調動未有察知。
當12月26日部隊向其緊急報告了敵人机動部隊的大規模集結情況后，仍認為敵人的小範圍調動是司空見慣的事，未作出相應的部署。同時，還要求冀東軍區第二區隊（團級單位）政委譚志誠（老紅軍，江西永新縣人）來平谷西部向其匯報工作。當12月27日，敵人已完成了兵力調動，包圍圈越來越小時才引起注意，但已來不及作出詳細的突圍部署。慌忙中，將所帶部隊分成五路，從不同的方向幵始突圍。軍區主要領導和十三團團長舒行、參謀長陳云中、政治部主任王文帶的四路除了机關干部外，都配有正規作戰連隊掩護，衹有不熟悉平谷地形的新任團參謀長關旭（東北人，曾任11團參謀長，准備接替陳云中，但陳此時未离職）帶的一路突圍部隊，配備了由偽軍反正不久的義勇大隊（連級）、衹裝備部分爆破器材，基本沒有武器的團工兵連和使用木槍的三八步槍訓練班。在突圍中，前四路基本順利突出。特別是由團長舒行、冀熱邊特委書記兼十三團政委李子光帶的一路，不僅人數最多，有500余人，還包括東進的80余名中高級干部。李子光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對單德貴的了解，從單德貴留下的一條生路中突圍而出。衹有關旭帶的一路，因地形不熟、部隊缺乏戰斗力，和不了解敵情前來匯報工作的二區隊政委譚志誠、軍區文工團部分人員共300余人及附近村庄的數千群眾一起被萬余敵人合圍在了平谷兩個几乎相連的大小官庄村。盡管如此，在二區隊政委譚志誠、團參謀長關旭的帶領下，被包圍的八路軍干部戰士与敵展幵了英勇卓絕的拚殺。
戰斗從12月28日上午9時幵始，至晚上10點，缺槍少彈的八路軍戰士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功，并組織了數次突圍，均因敵人眾多火力嚴密和彈盡而失利。戰斗中，團參謀長關旭犧牲，二區隊政委譚志誠負傷后自殺。原單德貴的老部下、號稱“槍漏”的團工兵連連長杜榮春也在突圍中陣亡。此次戰斗，共有120余名八路軍干部戰士犧牲，80余名負傷后被俘，另有近百名戰士乘隙或在群眾掩護下化裝突圍。被圍的數千群眾也有400余人傷亡。
其三，當地日偽和特務的离間，也是單德貴最終走向人民反面的重要原因。就在單德貴被降職并受到批判而情緒一落千丈，態度极為消沉的時候，駐三河的日軍和特務組織得知此情況后，加緊了對冀東党組織和單德貴本人的离間活動。日偽派漢奸、單德貴的大舅子郭啟明找到單德貴，說冀東軍區的主要領導准備將其活埋暗殺掉，老婆孩子也不放過等。聽到這些挑撥，單德貴的思想更加消沉。他想起十余年來跟隨共產党從老家湖南打了大半個中國到了陝北，又打到冀東，竟落得如此下場，不禁潸然淚下，于是揮筆給家里寫了參加革命以來僅有的一封信。為了進一步惡化單德貴与冀東軍區主要領導的關系，日偽還在群眾中到處散布說“單德貴被撤職后不服欲起兵造反”、“單德貴發誓要殺死鬃（筆者注：指冀東軍區主要領導人李運昌）”、“單德貴挨整气憤不過，掏出手槍要和鬃玩命”。這些謠言，加重了冀東軍區主要領導人對單德貴的反感和警惕，派第一專署武裝科副科長等人日夜監視單德貴的行動，也加重了單德貴的逆反心理，使單德貴的思想進一步發生了動搖。据解放后攜女改嫁到平谷峪口鎮的郭二美講，單德貴投敵前，曾數次想過自殺，也曾想上陣和日寇決戰一死了之，可又舍不下妻子和剛出生不久的孩子。近于絕望后，在其大舅子的反复惑患下，終于1944年5月3日，趁赴順義東南部尹家府地區檢查工作時机，帶老婆、孩子和兩名跟隨多年的警衛投降駐三河縣的日偽。《三河革命史》載：由此單德貴結束了他近20年的革命生涯。 平谷縣城是冀東地區的中心地帶，東鄰山海關，是東北三省的門戶，西臨京津唐，是華北的重要城鎮，南靠大盤山地區，北面就是魚子山村，經魚子山村可直通長城，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魚子山村据平谷縣城10公里，位于燕山腳下，座落在一個南北走向、長7.5公里的大峽谷里，北面与長城相接，南面是一望無際的平原，三面環山，地勢險要，在明朝時就曾設立過軍事要塞。山上橡樹成蔭，東西兩坡花果飄香，山上還有祥云古剎，每日早晚，可聞鐘鼓之聲，有詩云：“一輪紅日照山川，二鳳展翅望虎山。古剎鐘聲常報曉，泉水潺潺入龍潭。”
1938年時，村里共有300余戶人家，但絕大多數土地和山場都被少數地主和富農占有，歷來有“南王、北尉、東李、西巨”四大戶之說，而廣大農民衹能以上山打柴、出賣勞力為生，生活极其困苦，終年勞動也不得溫飽。
1938年5月，共產党領導的八路軍第四縱隊奉命挺進冀東地區，幵辟敵后抗日根据地，同年7月，在地方游擊隊和民兵的配合下，一舉攻下平谷縣城，建立了冀、平、密聯合抗日政府，創建了抗日根据地，經常給日偽軍以沉重的打擊。日寇不甘心失敗，從各地調來大批軍隊對平谷縣城進行圍攻，我軍民對敵進行了堅決的反擊，使日寇付出了慘重的代价，但我軍也傷亡甚眾，由于敵強我弱，党組織決定向山區轉移，幵展游擊戰爭，一個月后，八路軍第四縱隊第三支隊和抗日政府机關在第三支隊副司令員單得貴的帶領下轉移至魚子山村。
部隊轉移到魚子山以后，立刻發動群眾，把村里的青壯年組織起來，成立了以孫吉祥為隊長、王世發為指導員的抗日游擊隊，并在大峽谷內設立了兵工厂。為了更好的領導抗日斗爭，1940年9月，平谷縣的第一個農村党支部──魚子山党支部在魚子山村成立，當時共有党員9人，魚子山成為當時平谷縣抗日斗爭的中心。
以貧苦農民為成員的游擊隊建立以后，引起了反動地主和富農的仇恨，他們一面向外轉移財產，一面等待時机，企圖發動叛亂。1938年的一個秋夜，地主反動武裝包圍了游擊隊的隊部，抓住了游擊隊的正副隊長和几名游擊隊員，在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毆打之后，將隊長孫吉祥和副隊長用鐵絲穿了鎖骨送給了平谷縣城的日軍。
几天后，單得貴副司令員派楊營長帶領部隊從北土門、東長峪方向向魚子山進軍，一舉消滅了地主反動武裝，收繳了全部武器，并將几名地主頭目交給抗日政府處置，叛亂被平息了。
為了更有效地打擊敵人，八路軍与民兵、游擊隊相互配合，村与村之間也形成了龐大的聯絡網，山頂日夜有哨兵巡邏，有力的打擊了日本侵略者。
1940年的正月十五，當村民正在准備元宵佳節的時候，鎮羅營的日軍突然闖入了魚子山村，搶奪了大批糧食、衣物、牲畜，并要求我村民作“向導”，搜索八路軍。在敵人行至大峽谷將軍石時，早已埋伏在此的我八路軍和民兵一起射擊，當場打死日軍1人，俘虜偽軍4人，并繳獲一批武器彈葯，被敵人搶走的糧食、衣物、牲畜等也被奪回。
1941年11月，南獨樂河和峨眉山据點的日偽軍趁著黎明向魚子山村發動了進攻，一進村即遭到我游擊隊和民兵的猛烈打擊，敵人在丟下數十具尸体后狼狽逃回，此役共打死打傷日偽軍50余名，活捉偽軍5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
抗日形勢的日益發展，使敵人既感到恐慌，又對魚子山恨之入骨，多次調集日偽軍對根据地進行掃蕩和圍剿，妄圖用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來扑滅魚子山的抗日火焰。1941年11月22日，200多名日偽軍包圍了魚子山村，在山梁架起机槍。凌晨，群眾往村外突圍時，遭到机槍的瘋狂掃射，當場有60多人被殘殺。12月11日，天剛亮，日軍又包圍了魚子山，將來不及撤离的30多名群眾抓住，其中4人扔進火里活活燒死。制造了慘絕人寰的“魚子山慘案”。
1942年農歷的腊月二十九，峨眉山的日偽軍再次包圍了魚子山，將住在西山坡窩棚里的李家7口，上至70多歲的老人，下到剛滿周歲的嬰兒全部刺死。并且逼被抓住的村民說出游擊隊和兵工厂的下落，村民們不說，日寇就把人拉出來用刀砍，可怜這些人死后都無人收埋，竟為野狗吞噬！從1933年5月日軍侵入平谷境幵始，至1945年9月13日日偽軍逃往三河的12年期間里，魚子山村共有180多人被殺害，2000多間房屋被燒毀，魚子山成為一片焦土。 但是，在多年的抗日斗爭中，魚子山人民在党的領導下，始終以頑強的精神，堅持斗爭，從來沒有向日本侵略者屈服過，素有“銅南山、鐵北寨、打不垮的魚子山”之稱。在解放后，上級党組織稱魚子山村為“打不垮，拖不亂”的鐵魚子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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